推演「史前」(Prehistoric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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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是不會有新體悟
在自我的賽道上
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故事與感觸

這是資訊自由的價值

習於看些「史前」的討論，史前就是文字前。歷史是需要文字才能流傳的，藉由史詩、文物、史蹟、DNA等間接資料所書寫的都是「史前」，而這些書寫皆仰賴著想像與推測，難的是找出「初衷」。就像我以前討論的甲骨文(2023)，除了引用，我用了不少假設，在我還不完全了解音韻與古漢語的前提之下，其實我同時擁有了「自由」與「誤區」(霧區)。

這些史前能夠被書寫出來，相當程度是紮實的研究而來，但我在閱讀時還是會抱持著懷疑，畢竟遠古與現代的思維與世界觀天差地遠，能夠接近史實就已經得來不易，不一定需要全然相信。

商代社會

商代社會、政治是什麼樣子，文獻記載很少，零星的甲骨文材料也都屬於商代中後期，從這些極為有限的材料推斷，商代很可能是較小的「核心王朝」加眾多「臣服方國（部族）」的模式，周邊部族被商王朝的武力震懾，向商朝臣服納貢，但又不時發生叛亂。周國早期也是這種臣服於商的外圍方國。

但周人在滅商之後，進行了大規模的「封邦建國」，在新征服地區廣泛安插了自己的分封諸侯國，它們和原有的、現在臣眼於周王勢的土著方國並立，並且在上層實行通婚，列國的國君、貴族由此形成了一個具有普遍認同感的統治階層。這個統治階層是封建世襲、跨國家的，以周王室為核心，對周邊方國的上層持開放立場，外緣邊界比較模糊，只要認同周王朝的權威，就可以被接納。

和商王朝比較，周人的優勝之處就在於他們比較開放，特別是用上層通婚的方式超越方國、部族的地線阻隔，建立和維繫起一個有相似文化認同的中原統治階層，這算是古典華夏政治文化的起源。中國歷史從此告別商代的蒙昧和封閉。

judy hsiao
現在的考古證據顯示，商應該分成兩個朝代，湯商和殷商。
湯商3800年前；殷商3400年前，湯商承接夏，而殷商是外族融入商，殷商為了承襲的正統性，有計劃的將自己的祖先歷史併入了湯商的祖譜中，把兩者融為一體。

以前的考古一直找不到夏，不論是二里頭、還是二里屯考古說是夏的都城都差了很多意思，證據不足，那是因為以前的人都是以北方政權統治下的思維來思考，現在的考古證據顯示，華夏的真正起源在南方長江流域的某處，夏王國的都城最可能的是長江中下游的石家河文化遺址（懂台語切音的就懂 「石 、家」兩個字切出的音神似「夏」），而二里頭只是夏王朝北界的一個較大城邦。

流動性的遊戲規則

當然，周人政治的局限性也很明顯，就是用上層階級的認同感去克服地域差異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下層人被完全無視了。他們被認為完全不需要文化・也不需要改變命運・只要世世代代為上層貴族「勞力」就足夠了。這是典型的身分世襲制度，幾乎沒有社會流動。

也許這是幅員較廣的初民社會的一個必經階段，但這種靜態社會也會逐漸走到盡頭。可能是伴隨著人口的自然增長，所謂「生產力的發展」，農業剩餘產品增多和技術分工變得複雜，也許首先是統治階層人口增長過快，有些得不到世襲特權和晉升機會的貴族「支庶子弟」，開始憧憬流動性更強的遊戲規則；同時，人口增長、農業開發使以前僻處草萊的各方國都膨脹起來，各國統治者開始意識到爭奪人口、國土的重要性，國際間的上層階級認同感就轉向地域國家意識了，君主開始削奪貴族的世襲權力，建立官僚制，將國家的統治延伸到普通農民，實現編戶齊民的管理方式，以此富國強兵，在對外戰爭中取勝。春秋戰國之交，就是這個歷史的轉折階段，它的成果就是戰國前期列國的「變法」。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晚期，周王（天子）已經沒有指麾列國的權力，而是退縮成了代表中原列國文化向心力的政治符號。列國政治的主角是貴族卿大夫，「卿」的原意是王朝或諸侯國裡執掌最高權力的少數大臣，往往是個位數，原則上並不世襲，天子或者國君可以從眾多大夫裡面選擇最為賢明的擔任「卿」；「大夫」從沒有嚴格的定義，如果我們嘗試從春秋史料歸納它的特徵，可以說「大夫」是世襲貴族，多數大夫的先祖能追溯到一位周王或者諸侯國君；大夫身分通過嫡長子世襲，核心是有一塊世襲的封邑。最低級的世襲貴族是「士」，有些士的先祖能追溯到大夫和國君，有些則不能。當時人都知道大夫、士的世襲身分特徵，但並沒有「貴族」這個專有名稱。

從春秋中期開始，中原很多國家「卿」的職位也變得世襲了。有些諸侯國裡，個位數的大夫家族世代壟斷了「卿」的職位，他們內部再通過競爭或妥協決定卿的職務分配；另一些國家裡，特定的大夫家族甚至世襲壟斷某個卿職，孔子所在的魯國可能就是如此，雖然史料有限，我們無法再現出所有家族的歷代職位，但也難以提出反證。
…

孔子生活在春秋的最晚期，「百家爭鳴」的戰國時代即將開啟，但孔子以外的諸子百家，我們能瞭解的也非常少，莊子、墨子、孟子、荀子、韓非子等等，他們在什麼樣的家庭裡出生長大，娶了什麼樣的妻子，有幾個孩子，他們怎樣求學，怎樣招收學生，怎樣養活自己……這些幾乎都是盲區，唯獨孔子的生平事蹟最詳細。

所以孔子不僅是瞭解春秋賞族社會最好的個案，也是諸子百家裡最豐滿、最真實的一位。他所處的時代，貴族世襲制度已經喪失了活力和能量，他的一生展示了寡頭政治的難以為繼，春秋貴族們的歷史從此走向謝幕。
-〈引子〉《孔子大歷史：初民、貴族與寡頭們的早期華夏》 二版 p.18~21
前一版 《貴族的黃昏：孔子和他生活的時代》/李碩

還有一種「史前」，是像臺灣原住民的史前。以往被其他群體記錄著，或是採集資料，沒有主導或是文字系統，讓有許多本該存在的歷史可能是誤會或是移植，更不用說殖民之後的錯置與盲從。要找回原文/原意已不可得，唯一能做的就是耆老與長輩的記憶與傳唱，盡可能去走祖先走過的路，說他們說的語言。

《噤聲之界》

在描寫過往事例時，為貼近當時各個聚落與部落之間、個體生命與家族之間的關係，並非單一「族群」與「族群」的對應型態，本書盡量不使用「族群」一詞，而選擇使用「人群」或「社群」一詞，以呈現歷史上「族群」概念尚未穩固時，特定聚落和部落多樣的互動關係。書中使用的「社」，為清代與日治時期檔案對於原住民生存空間的指涉，將臺灣原住民的部落通稱為「社」，漢人聚落則稱為「庄」。但史料文獻裡的「番社」，是歷代外來殖民者為了治理或掌握族人的生活情況，所設定的空間概念，並不等同於原住民部落內部各群體之間的「同盟」、「獵團」或「家族」之觀念，這些地域社群在歷史過程裡，時常是變動的，除引用史料時會使用之外，部分段落因文脈上的考量，也會斟酌使用此字，但並不完全代表昔往原住民族原有的領域空間觀念。另一方面，過去泰雅族的傳統觀念裡，並無「土目」或「頭目」之稱，此詞彙為清帝國和日治時期之後，外來統治者所賦予之職稱；因此，本書中若有出現此詞彙，皆在描述特定時期及特定政治條件的歷史脈絡下進行使用。

本書所使用的「凱達格蘭族」、「道卡斯族」或「泰雅族」等，皆為晚近人類學知識及分類架構下的指稱，並不能等同於十八至十九世紀時，實際的原住民群體及其村社內部的族群意識。書中「凱達格蘭霄裡社」或「道卡斯竹塹社」等用詞，皆是反映當代霄裡社或竹塹社後裔族人的認同用語，以及原住民身分追溯之結果 p.31《噤聲之界》

生活在十九、二十世紀之交的那一代泰雅人，生命中經歷了遵循goga（祖律、祖先教誨的話、生存及萬物運行的法則）而進行 Mgaga（執行祖律的獵首儀式），到日本殖民政府禁止獵首的階段；他們的獵場生態也從物種豐富到童山濯濯、砍伐殆盡；物質交換方式從以物易物到貨幣交易、從共享觀念到財產私有制度等。這樣的轉變使得獵首成為當時沿山地區的部落，在面對漢人逐漸增加的人口數量與整體環境的壓力、以及面對生活習慣與社會價值可能受到挑戰，所形成不得不為的最終選擇。這種因應生存價值與環境面臨接連威脅的「獵首」行動，導致部分泰雅耆老在描述「獵首」漢人的記憶中，已經鮮少有原來的宇宙觀與傳統儀式觀念的支撐，反而被自己簡化為殺人惡行，從而遭致詛咒的後果。 p.61《噤聲之界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