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下是5/17在世新的演講內容，有叡揚資訊及陳永隆先生的分享。
第一場是 GSS叡揚資訊在知識管理系統的分享，題目是Enterprise 2.0與知識管理-以Vitals/KM客戶應用為例。他們說KMS是要服務各行各業的，是靠「人」來完成軟體服務，所以成本上和傳統的製造業或IT產業很不一樣。需要去觀察客戶平常日生活知識的互動機制，最近在系統中開始推出個人化服務及tag的概念，對產品銷售的成長有顯著的幫助(這一點值得商確，是大家開始越來越了解「KM」想要導入，還是大家看到一個他們想要的系統)。他們有提到運用open source做混搭(Mesh up)，這一點我很好奇。叡揚也擁有一些專利：US 6,167,367、中華民國196584號、231907號。也利用產學合作開發一些加值的應用：用自然語言產生關鍵詞、摘要(目前期待詞庫能有多國語言，引擎能自我學習)。
相關網站：
經濟部工業局提升資訊軟體品質(CMMI)計畫網站
知識管理實作－行政知識網
第二場 是陳永隆先生在導入知識管理系統的心得分享。KMS要一百萬。他總是用數據來證明KM與組織績效的關係，在推廣時要說明是導入系統是組織全體受益，知識庫、社群、專家在KM之中的重要性(這讓我想到台灣棒球維基館)。他推薦《啟動你的KM引擎》這本書。而圖資領域的我們應視「知識移轉」、「知識行銷」為專業能力。
系統，組織文化，人性，是三個難以整合的要素(這是我說的)。
星期三, 6月 11, 2008
星期四, 5月 08, 2008
性別與醫學教育工作坊之觀察-跨領域的溝通
簡單的記筆請看這(含工作訪的slides)。
性別(gender)在醫學上對大部分的醫事人員來說還是陌生的觀念，以往有許多陋習，就連社會的價值觀也受到影響，想要推廣的確會受到反抗與抵制。這種心態在知識管理有被廣泛討論到。Chris Argyris就提過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常用以下四種價值觀來計劃本身的行為：1)維持單方面的控制，2)將「成功的部分極大化，「失敗」的部分極小化，3」壓抑負面情緒，4)儘量保持「理性」。這些傳統上在醫療行為上握有較大的權利醫事人員(其實主要是討論醫師)，在現今越來越講求平等正義與公開透明的社會下，醫學倫理、性別等議題常備受爭議與批判，有些人選擇逃避問題，有些顧左右而言他，有些認為自己已經做得很好，少部分人才慢慢意識到應有的敏感與反省力，專業使人有盲點，規避學習，一個開放的心與真正理性的思維才能避免謬誤一再發生。
另外，有別於醫學的學問是可用言簡的統計、有目的之圖表顯示其知識主張，談論性別這個議題時，常常是用個案、經驗、歷史(史例)來描述他們所看到的"現象"，再加以詮釋、分析，討論其在社會脈絡、文化底層之涵意，兩者在建構其知識體系時有相當不同的方法論，簡單的說，一個是偏量性研究，一方是偏質研究。Workshop期間常常聽到醫生們談到融入現有教學時，落入「醫學優先」的思考。他們習慣用科學方法與模式(利用Evaluation、統計學)去詮釋他們所看到的醫學/生理上「性」的差異，再闡釋兩性之間可能有的平等與不平等。他們是尊重了性別差異的存在，但是他們似乎還不相信性別在行為上決定性關鍵的影響力，他們不夠尊重性別研究者的專業。不過，席間有相當聰穎的女醫師懂得利用自己在醫學上的優勢，使用對方偏好的「語言」，對事不對人地討論這個議題，兩性都有被不友善對待的經驗，只是現在似乎女性還是處在相對的弱勢，這種性別權利規則：父權體系，非一人之錯誤。
在〈左右腦並用〉(於《知識管理》HBR on Knowledge Management)
中Dorothy Lenonard、Susan Straus討論到同質性團隊與異質性團隊。前者組員有差不多的興趣，受過類似的訓練，之間很好溝通，事情做起來可以一帆風順，相對的，彼此因為擁有類似的認知行為，很難激盪出創意的火花；後者則剛好相反，因為彼此用不同方式吸收資料，用不同方式解決問題，夜會在一起常常衝撞出不一樣思維創意，但也因為如此，常常造成之間的摩擦。我個人在這場工作坊的觀察也得到類似的觀察，對於性別研究者或醫事人員我想應當都有衝擊。
我喜歡賴其萬先生在最後引用R. L. Woosley(1997)的，“An academic who only presents facts is not a teacher; a teacher is one who nurtures the learning process and thereby modifies behavior and patterns of thinking for a lifetime”。好好思考一位教育者的位置吧，我們怎麼教育下一代，下一代又將怎麼回顧他們的上一代。
跨領域的溝通是需要時間與等待
性別(gender)在醫學上對大部分的醫事人員來說還是陌生的觀念，以往有許多陋習，就連社會的價值觀也受到影響，想要推廣的確會受到反抗與抵制。這種心態在知識管理有被廣泛討論到。Chris Argyris就提過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常用以下四種價值觀來計劃本身的行為：1)維持單方面的控制，2)將「成功的部分極大化，「失敗」的部分極小化，3」壓抑負面情緒，4)儘量保持「理性」。這些傳統上在醫療行為上握有較大的權利醫事人員(其實主要是討論醫師)，在現今越來越講求平等正義與公開透明的社會下，醫學倫理、性別等議題常備受爭議與批判，有些人選擇逃避問題，有些顧左右而言他，有些認為自己已經做得很好，少部分人才慢慢意識到應有的敏感與反省力，專業使人有盲點，規避學習，一個開放的心與真正理性的思維才能避免謬誤一再發生。
跨領域的溝通技巧
另外，有別於醫學的學問是可用言簡的統計、有目的之圖表顯示其知識主張，談論性別這個議題時，常常是用個案、經驗、歷史(史例)來描述他們所看到的"現象"，再加以詮釋、分析，討論其在社會脈絡、文化底層之涵意，兩者在建構其知識體系時有相當不同的方法論，簡單的說，一個是偏量性研究，一方是偏質研究。Workshop期間常常聽到醫生們談到融入現有教學時，落入「醫學優先」的思考。他們習慣用科學方法與模式(利用Evaluation、統計學)去詮釋他們所看到的醫學/生理上「性」的差異，再闡釋兩性之間可能有的平等與不平等。他們是尊重了性別差異的存在，但是他們似乎還不相信性別在行為上決定性關鍵的影響力，他們不夠尊重性別研究者的專業。不過，席間有相當聰穎的女醫師懂得利用自己在醫學上的優勢，使用對方偏好的「語言」，對事不對人地討論這個議題，兩性都有被不友善對待的經驗，只是現在似乎女性還是處在相對的弱勢，這種性別權利規則：父權體系，非一人之錯誤。
在〈左右腦並用〉(於《知識管理》HBR on Knowledge Management)中Dorothy Lenonard、Susan Straus討論到同質性團隊與異質性團隊。前者組員有差不多的興趣，受過類似的訓練，之間很好溝通，事情做起來可以一帆風順，相對的，彼此因為擁有類似的認知行為，很難激盪出創意的火花；後者則剛好相反，因為彼此用不同方式吸收資料，用不同方式解決問題，夜會在一起常常衝撞出不一樣思維創意，但也因為如此，常常造成之間的摩擦。我個人在這場工作坊的觀察也得到類似的觀察，對於性別研究者或醫事人員我想應當都有衝擊。
我喜歡賴其萬先生在最後引用R. L. Woosley(1997)的，“An academic who only presents facts is not a teacher; a teacher is one who nurtures the learning process and thereby modifies behavior and patterns of thinking for a lifetime”。好好思考一位教育者的位置吧，我們怎麼教育下一代，下一代又將怎麼回顧他們的上一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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